我是本校外语学院的一名退休德语教师。我前前后后在东南大学工作了38个春秋，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闪烁的灯光下，往事历历在目，心情不能平静。时代在不断前进，我们的人生也和时代的变迁一样，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快乐。

此生有缘，志愿变动学德语我高中毕业后想考军外院，报考的专业也不是德文专业。当时我的班主任把我的志愿改为南京大学；而我的英语教师把我的专业改为德语专业，这位老师以前在德国留过学。在南大学习的那段日子，我每每忆起便有说不完的有意思的事，便越发觉得和这被“篡改”的志愿真是有难得的缘分。

20世纪60年代，外语教学改革的力度不亚于现在。为了听说领先，我们上课开始不发教材，只有集中精力听老师如何用德语说和表达，然后进行模仿，用这种方法来讲德语和写德语。有的同学说得不对，老师就一直要求这位同学说，直到说对了才坐下。当时这位同学大汗淋漓，我们心急如焚。此外，课后要组成会话小组。辅导员要学生干部告知大家，不要男同学和女同学搭配。我当时是年级团支部书记，当然响应辅导员的号召。当时学生干部有开不完的会，很多都和教学活动有关。

张威廉、叶逢植都是知名教授。他们上课都不带教材，因为他们对教学内容都早已娴熟于心。林尔康老师上课时会带一本原版外文教材，把它端正地放在讲台上，但一堂课上下来他也不翻动那本不大不小和不厚不薄的教材。

我和张威廉老师时有书信来往，也向他请教和探讨一些德语问题。他回信用的信封都是别人写给他的信的旧信封，翻过来再用。他绝不是为了省钱。他收到信，就是收到不认识人的信他都会回信。张老师获得过德国总统的大十字勋章。我很尊敬张先生，去拜访过他。未想到他也来我家回访，这让我这个当时的小字辈感动不已。

叶逢植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原是学工科的，因身体原因改学文科。他虽然学习德语时间很短，只有一年多点的时间，但靠他对外语的悟性和努力，德语水平非常高。德国总理来南大访问，他为德国总理一行上了一堂德语公开课，受到好评。

南大读书经历为我大半辈子从事德语相关工作打下了良好知识基础；同时，我也结交了一批好同学。他们努力工作，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他们的贡献。秦培根同学的德语语音和音色特别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过播音工作，后被派往德国当过记者。马灿荣同学担任过我国驻德国大使馆的全权大使。沙祖康同学担任过我国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团长，后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

潜心学术，不辱教师的使命20世纪80年代，我由东南大学和教育部选派赴德国进修德语。1988年晋升副教授，1993年被评为正教授，2006年被评为三级教授。我长期从事德语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论文、专著和译著共60余篇本，计800余万字。曾任东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江苏省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现任全国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外事和翻译职称评审委员会和江苏省人事考试专家组成员，德语组组长。2005年在德语德国网站上被评为中国德语名师。

做好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教师的天职。自结缘德语以来，几十年如一日，本已到了享受生活的年龄，但到目前为止我每天还做些和德语有关的工作。只要我校学生有需要，我就会回到校园里，回到德语课堂上。只要走出去，我也毫不犹豫地亮出东大德语的标签，努力将东大的德语品牌推广出去。

长期耕耘在教育战线上的高校教师应多做一些教学和研究工作，要多出一些成果。东大人做书生的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做学问，悟性当然是需要的，但勤奋也是很重要的。东南大学图书馆收藏了18种以上我编写的书籍，上海同济大学图书馆收藏了我编写的书籍有20余种。但是，读者往往不知道作者为此而做出的付出。相对年轻一点的时候，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对夜和烟情有独钟。那时学校分的房子很小，为不影响孩子睡觉，只好在厨房里放张小桌子工作。晚十点以后，孩子睡着了，我的工作的大好时光来了，经常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前面提到烟，就是指香烟。首先我要说明，我不是烟鬼，也不是烟民，但一段时间里我有个习惯，在写论文和写书时，特别是在搞翻译时，遇到难处，要思考时，往往抽上一支烟，此时好像再困难的问题都能解决。而在夜深人静之时感觉到头脑最好用，比白天好用得多。

江苏省有关部门曾交给我任务，要我在三四个月里编写完德语人事考试和复习用书，这可不是像机器生产一个产品啊，但考试日期临近，我也不得不接受任务。我只好没有白天和黑夜地连续干，最后如期按有关部门的编写要求完成了600多页的书稿写作和排印中的校对任务。此时已累得我身体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但为了工作自己累点也值得，也是有意义的。当时江苏人民出版社还请了南大钦文老师做该书的特约编辑。

一次，上海译文出版社张宝发主任和我联系，要我主编《汉德科技词典》。这是从汉语查德语的词典，又是科技方面的，编写有很大难度。他说这是一个政府行为，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该书。我想这也是弥补德语词典的空白，也就答应了。他组织了八位德语同行参加编写，但前后有六人因编写难度大而退出了编写，好在我的同学平增荣参加了一部分编写，否则我就成光杆司令了。该书现在已出第二版了。联想到我编写的《德语语法》一书，前后印刷了近十次，能得到读者的认可，自己辛苦一点是值得的。

尽心尽力，社会工作不懈怠退休后，我“临危受命”，担任外语学院退休协会理事长的工作，一干就是三届，干了12年。每届改选我都请辞,但领导再三动员我干，说我是他们的定海神针，这是过奖。领导有难处，我也只能以大局为重。此外我还担任学院退休党支部书记和关工委副主任。这些工作都是尽义务去做。

看望生病的退休教工是退协的一项工作，我任职以来去病人家中和南京各大医院看望病人不下六七十人次，有好多次都是晚间前往，有几位长期住院的病重人员要去看望七八次，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学院退协坚持每年组织退休人员春季外出进行一次美丽乡村行，考察和了解我国农村的新发展和新变化。每次活动也会写报道放在外院网页上，如“石塘人家，悠悠竹海———考察江宁新农村纪实”等等。

关工委的工作主要由退休人员为主来做。关工委的主要职责是调动退休人员的积极性、责任心和爱心，并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协助学校培养好年轻一代和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外国语学院关工委和退休党支部与我院学生和学生党员一起开展了多次活动。如：“心系外院，共话人生”的座谈会、“深入开展两学一做”的教育学习活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宣讲活动和“畅谈十八大以来的变化，展望十九大胜利召开”的主题会等等。“主题会”的报道报送给了当时正在我校的中央巡视组。学院关工委积极组织和指导学生参加由江苏省教育厅开展的“党在我心中”和“勤俭节约，从我做起”的征文比赛。全省各地投稿的中小学生非常多。从获奖的人员名单上看，高校获奖的文章很少。学院有三篇文章由校关工委报上去，其中由我指导和由田媛媛同学写的“妈妈的鞋”获得三等奖。

严谨细致，外交工作尽职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先后两次被外交部借用和委任，分别赴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和中国驻瑞士苏黎世总领馆从事外交工作，任一等秘书。我是我校第一个去使领馆工作的老师，校领导很重视这事，当时分管外事的何立权副校长设宴为我送行，提出殷切希望。我向校长表示，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好好为国效力和为东大争取荣誉。

在德国大使馆工作时，有一天深夜，我国一个重要的军工代表团在赴土耳其途中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受阻。我接到任务后第一时间和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德方边检人员取得联系和了解情况。德方工作人员不知道我国和土耳其有签证互免协议，坚决不让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的我方代表团登上飞往土耳其的飞机。我费尽了口舌也没用，这是德国人的特点，在没有确认之前，他们会坚持他们的做法。我只好叫醒酣睡的管理文件的秘书，找出两国互免签证协议的文件，传真给德方，他们才答应放行。好在及时处理，代表团只耽误了一个班次，搭乘下一个航班平安抵达土耳其。第二天一大早，大使馆接到这个代表团打来的感谢电话。

我在瑞士苏黎世总领馆曾做过签证官。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有关发放签证的规定很多，一般都是由在外交部任职的专门签证人员来做。也许领导出于对我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让我来做这个工作。我知道，如果我错发一个签证，让一个不应该进入中国的人士来到中国，也许第二天我就要打道回府。在办理签证工作中我这样自勉，一定要火眼金睛，洞察秋毫啊。同时对确认为我国友好的人士要大开绿灯，欢迎他们来中国，并给他们提供各种方便，如他们要求办理加急签证，我都尽可能办理，一般他们一个小时后就能拿到签证。他们有的大老远来，就不要跑第二次远路了，而等候拿签证的时间也不长，他们都挺高兴。我做签证工作后，申请签证人员排长龙的现象没有了。为此申请来中国的瑞士人士，对总领馆的签证工作给予了赞扬。

一次，我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里看见佩枪的德国警察来大使馆办事，请他们立即离开大使馆。因为按外交条款规定，中国大使馆是中国的属地。他们带枪进入我国大使馆就如同带枪的士兵越过边界线进入中国领土一样，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回忆往事，机缘巧合的德语选择，奠定了我整个人生的基本走向。我知道，并不在于选择什么，而在于选择后的专心、投入和付出。无论何时何地，人要坚持信仰，怀揣目标，向着成功和光明一步步地勇敢前行。如此，你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文、图/翟永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