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6日上午，美国得州州立大学罗伯特·塔利（Robert T. Tally Jr.）教授应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邀请做“文学空间研究的现状”线上讲座。讲座之前，外国语学院院长陈美华教授与塔利教授就教学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浙江工商大学方英教授作为特邀嘉宾与东南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师生参与讲座。讲座之后塔利教授不厌其烦、富有洞见地回答了部分师生的提问。赵建红教授主持讲座和问答环节。

罗伯特·塔利教授是英美“文学空间研究”的领军学者，也是“地理批评与文学空间研究”系列丛书的主编，在本次关于“文学空间研究现状”的讲座中，塔利教授指出，当下正是开展文学空间研究的最佳时期，在梳理其理论的渊源如詹姆逊、福柯、戴维·哈维、爱德华·索亚等有关空间的论述，尤其是詹姆逊的“认知绘图”这一概念之后，他重点探讨了地理批评、“处所意识”与文学绘图等相关概念。

塔利教授首先介绍了地理批评的背景与重要意义：在人文学科的空间转向之后，对地方、空间的关注并不新鲜。但在以往许多阅读方法中，空间往往作为一个被忽略的叙事维度存在。然而，在当前这个充满处所意识的时代，空间和地点在文学和文化想象中占据了特殊地位，各种地理批评或空间文学研究方法的出现正当其时。地理批评，无论是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还是更广泛的一种文本批评模式，强调了地方和空间关系在文本中的突出地位。同时，它揭示了隐含在地理学、建筑学、城市学和其他跨学科领域中的文本性和话语形成。这样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动态的全球化和空间重组的时代是至关重要的。

塔利教授的“处所意识”概念与他所说的“绘图紧要性”紧密相连。人们在迷失方向的情况下也许最能感受到对绘图的迫切需要，他们急切寻求能够确定自己位置的路标或标记。要求绘图，或者要求某人参与绘图，就是承认自己的方向迷失、空间位移与地方感丧失。与迷失相关的空间焦虑，有点像伴随着存在状态的焦虑，带来了对地方和空间的本能意识。对绘图的突然需要，将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处所意识”置于突出地位。塔利教授解释，“处所意识”即一种体现主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特征的“地方关切”。这里的环境是一个宽泛概念，包括任何特定的个人经验的生活空间。“处所意识”几乎是所有人类活动的特征，因为地方感是思想、经验和存在的基本要素。去想象一个地方就已经是在绘制地图了，这种绘图的紧要性是空间想象力的核心。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总是在绘制地图。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认知图绘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主体自我意识的尝试，以代表和定位他们与一个复杂社会整体的关系。此外，塔利教授补充道，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形态产生了独特的空间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时代和地点可能需要我们更多地关注其空间表征与定位问题。因此，绘图焦虑的程度与绘图需求的紧迫性可能因个人的历史、社会或空间状况而不同。

文学，在塔利教授看来，即是一种绘图形式。地图是一种试图了解其上所描绘的空间的方式，而叙事一直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图表和叙事，正是使我们所处和所想象的世界有意义，并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以定位自己，建立与其他空间和地方相关的位置感。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地图确实需要被理解为一种隐喻，但它的力量并未因此减少，因为空间想象是文学绘图的动机和基础，必然与包括地理建筑的真实空间，以及构成世界的想象空间相联系。实际上，无论地图被视为字面形式还是叙事表征的比喻，绘图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使它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典范。就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定义——人类是政治动物，塔利教授认为，我们也是讲故事的动物。叙事，同我们在认识论层面、审美层面上与世界的接触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联系。叙事帮助我们塑造我们所感知、经历、居住的地方空间。文学绘图是通过叙事来实施的，叙事创造了地方，建立了地方之间的关系，并为各种空间和地方分配了不同程度的意义。

讲座的最后，塔利教授再次重申“绘图的紧要性”概念，提出“我们需要一直绘图”。人类不可避免的“处所意识”使得所有的叙事都可以被视为文学绘图的形式。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为自己和他人在空间与时间中的位置定位。用地理批评的方法来阅读这些故事，我们能够更强烈地感觉到空间和地方对我们的生活、态度或思想经验的深远影响。地理批评和其他特殊的研究方法已经开辟了新的视角，我们可能会以更加有趣的新方式来看待世界和自己，这也为未来的批评探究创造了新的空间。

（文/陈佩思 图/黄颖）